比利时音乐类留学

△ 太平轮停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的前一天，从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沉没，近千人葬身海底。奉命去台湾选新校址、与先期到达的妻女团圆的国立南京音乐院院长吴伯超也不幸遇难。

博学多艺：会通国乐西音

△ 吴伯超

吴伯超1903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雪堰桥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期，他在武进县立师范学校就读，并被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江苏省常州中学）盛行的国乐军乐深深吸引，业余时间投师该校音乐教师刘天华门下学习二胡和琵琶，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刻苦的学习，很快成为刘天华的得意门生。

1922年，吴伯超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甲等师范科，学习琵琶、二胡、钢琴等演奏，同时，跟随萧友梅学习乐理、声学、视唱、合唱等音乐专业知识。在1923年的首次学生演奏会上，吴伯超表演了琵琶独奏等8档节目，其精彩表现赢得了师生们瞩目。

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和孔德学校任教一年，并积极参加提倡国乐活动，与刘半农等35人于1927年8月发起成立以弘扬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国学改进社”，“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 1927年，国立音乐院开院礼留影（前排左二蔡元培，二排左四萧友梅，三排右二吴伯超）

同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被北洋政府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勒令停办，吴伯超转至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名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担任萧友梅助手，教授乐理、二胡及钢琴副修课。教学之余，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西音乐研究中，创作钢琴伴奏的二胡独奏曲《秋感》等作品，撰文疾呼改革国乐，吸收西洋音乐精华，融合进“思想的创作”，让国乐与西洋音乐齐驱并进。他的好学、钻研，赢得时任校长萧友梅的赞赏，为他争取到了“中比庚子赔款”留洋名额，成为该校第一位公费送到国外深造的师资培养对象。

1931年7月，吴伯超远渡重洋赴比利时留学，先后在沙尔勒瓦音乐学校和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深造，学习和声和作曲。期间，他还参加了音乐指挥班，投在德籍著名指挥家海曼·舍尔兴门下学习乐队指挥，成了中国第一代受过乐团指挥训练的专业人才。1935年7月，吴伯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带着当时欧洲最新的音乐思潮和比利时积累的乐队指挥实践经验，回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教授作曲、视唱练耳、指挥法、钢琴、二胡等科目。

上海—桂林：推广交响乐“本土化”

早在1927年初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时，吴伯超受到租界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出的启发，萌发了组建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交响乐队的念头。这也是他日后留学比利时学习乐队指挥的主要原因。1935年11月，吴伯超联络留洋归来的音专同道黄自等人共同创立了业余上海管弦乐团，黄自任团长，吴伯超亲自任指挥。从此，在南国大地，有了一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交响乐团。

△ 吴伯超

然而，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吴伯超企盼发展中国交响乐的宏大目标被迫中断。他携家眷辗转各地，最终抵达桂林，被广西省政府聘为“参议”，并担任广西艺术师资班主任、广西省立音乐戏剧馆音乐部主任等职务，为当地音乐人才培训和音乐推广作出重要贡献。吴伯超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主要推动者之一。特别是1939年7月在桂林市体育场举办的首届广西省国民基础学校歌咏比赛授奖大会上，他指挥的万人大合唱，声势之大，热情之高，场面之大，开启了抗战期间群众歌咏的空前盛况。吴伯超通过世界名曲推广、创作紧贴抗日音乐主旋律，在根本上实现了交响乐的“本土化”。

桂林的文化氛围激发了吴伯超的创作灵感，他在此期间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中国人》《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等大量抗日乐曲。他还采风广西苗瑶音乐曲调，与丰富的和声相配合，形成新颖的风格和动人的节奏，使得他的作品在当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陪都岁月：为弘交响乐事业造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时文化发展的中心移至陪都重庆。1940年1月，远在桂林的吴伯超被选为国民党重庆党部理事，并迅速成为常务理事。同年2月，他赴渝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编订主任。在重庆期间，吴伯超不仅继续推进“乐典”的编订工作，还积极参与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和中国音乐学会等活动。尽管身兼多职，但他始终最钟情于乐队指挥与音乐教育事业。

作为指挥家，吴伯超先后任励志社管弦乐队、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简称“音干班”）合唱团指挥，成为陪都重庆具有官方性质音乐活动中的代表指挥家。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活动非常活跃，吴伯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音乐会，借此为弘扬交响乐事业造势。1940年3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为响应“伤兵之友”运动，假座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春季联合音乐大会”，吴伯超指挥励志社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乐曲》等作品，博得满堂喝彩。1941年举办的“三乐团联合演奏会”由吴伯超、马思聪和郑志声分别担任指挥。此次联合演出，无论从乐队首席、团队成员和规模曲目选择和指挥，都体现了当时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水平。三位指挥家不同风格的指挥艺术也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被誉为“大后方三大指挥家”。

抗战期间，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同盟国的“音乐外交”活动也十分频繁。1940年5月，吴伯超指挥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作第一次对美广播演出；翌年3月，在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期间举行的专场音乐会上，吴伯超指挥全体学员演唱其作品《中国人》。此曲借鉴欧洲古典器乐谱，用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三重唱创作混合四部合唱，被居里誉为“足以象征‘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居里临别时召见吴伯超以表敬佩，并特别托咐詹森大使，将这支名曲灌成唱片，寄奉罗斯福总统，以便亲赏抗战中之“中国新音乐”。

国立音乐院：教育革新与师资建设之路

1943年起，吴伯超从繁忙的音乐行政工作中脱身，被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指名出任国立音乐院院长，自此将主要精力投入音乐教育中。在担任此职之前，吴伯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一年，因师资不足，他曾一人承担了指挥法、合唱、钢琴、和声、作曲、音乐史等多科课目。这一年也是他在重庆时期进行音乐创作的重要阶段，代表作《喜庆》和《宴请使节》在国民政府组织的乐典歌曲匿名评比中获得好评，特别是《喜庆》一曲被评为“甚好”。

吴伯超是一位具有学术能力和管理才能的教育家。他到校伊始，便展示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整顿教学秩序，调整教学计划。作为教育家，他最关注两件事：一是师资队伍建设，凡是有名家到重庆，包括海外归来的音乐家，他都设法聘请来充实教师队伍；二是创办幼年班。这两件都是专业音乐教育的根本问题。据1944年1月30日国立音乐院近讯记载：“吴伯超氏接掌以来，励精图治，对教授之聘请、学生之福利、学校环境之改造等事，无不尽力谋划，近发动学生劳动服务开荒种菜，原有黄山已大部垦为良田。”

吴伯超事必躬亲于院务、教务，也一直担任一线教学工作。他教授全院的必修课合唱课，亲自管理音乐院的“实验管弦乐团”，并担任指挥课的教学任务，深受学生爱戴。当代指挥家严良堃就曾受教于他，并对其印象深刻：“伯超师教授这门课精练，用的是从外国带回的原文教材。我只上了一个学期的指挥课，但这些规整严谨的基本功级习方法，却使我终身受益，成为我一生从艺所追求和遵守的艺术作风。”正是在他的严厉督促下，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音乐领域的栋梁之材。

重庆青木关—常州灵官庙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 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全景图

吴伯超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创建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他认为，要培养世界级的音乐人才和建立具有世界水平的交响乐团，必须从幼儿抓起。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被教育部采纳。1945年6月，“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正式获批创办。

吴伯超创立“幼年班”的目的是培养“建立一个国家管弦乐团”，志在日后中国交响乐可以“与世界各国相提并荣”。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他曾对同事这样说：“当时，我收到拨款200万，我几乎几个月寝食不安，因为币值每月都在贬值。这200万要很有计划地及时使用，否则过两个月就不值200万了。”从同仁的回忆中，足以见得吴伯超当时惶恐但执着的决心，以及其苦干精神。

1945年8月，“幼年班”开始招生工作。针对儿童可塑性强，专招8-12岁男童，这主要考虑到当时女性成家后往往放弃所学专业，故不得不有所顾虑而预先筹谋。幼年班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实行“淘汰制”。入学时并无音乐基础的学生，通过每个学期的测试甄别，不适合学习音乐器乐的学生会被介绍转入其他学校或机构接受教育。

△ 幼年班新生

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迁至南京，“幼年班”则设在常州椿桂坊灵官庙。正是这个废弃、破败不堪的灵官庙宇，日后成为中国交响乐出成果的摇篮。面对简陋的办学条件，吴伯超努力稳定师生心思，强调常州是一个有尚学传统的鱼米之乡，并且物价比南京低廉得多。他曾指着身上的一件新袍子对师生们说：“去南京时我把穿了八年的棉袍换成法币，在常州用这些钱买了一件新袍子还剩下一小笔钱。”

尽管办学条件艰苦，但吴伯超仍坚持高标准的教学质量，聘请了当时最优秀的教师和外籍专家，如赵东元、梁定佳、阿德勒等，显著提升了学生的演奏水平。经过三年多的刻苦训练，幼年班取得了骄人成绩。1948年，在“全国少儿器乐比赛”中，幼年班的学员几乎获得了所有项目的一、二等奖。

余音绕梁：春晖润泽桃李

△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吴伯超桐像

实践证明，吴伯超在幼年班生源、师资、管理上坚持高标准，并引入“淘汰制”的办学模式是成功的。它为我国音乐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乐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幼年班，如作曲家田丰，小提琴首席高经华、张应发、梁庆林、黄柏荣、朱工七等，大提琴首席盛明跃、马育常、胡国尧等。此外，在其他艺术表演团体和各个艺术（音乐）院校也有很多幼年班的学生，如中国歌剧院常任指挥王恩弟，中国电影乐团小提琴首席顾顺庆等。

△ 2006年，原国立音乐院幼年班部分校友聚会，在武进雪堰桥吴伯超铜像前留影

幼年班成功的办学经验为我国专业艺术（音乐）院校的音乐教育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各艺术（音乐）院校也开始引入吴伯超这一办学模式，纷纷开设附中、附小。这些院校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高度评价吴伯超：“吴伯超，仅在他主持国立音乐院的五年多（1943-1948）时间里所培养的学生（包括幼年班），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许多人早已是国内有的甚至是国际著名音乐家或倍受人们尊敬的专家、教授，不少人都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各地音乐教育单位、表演艺术团体和音乐行政部门的骨干力量。吴伯超对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在交响乐后备人才培养上的贡献，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

（作者：杨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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